|
|
|
|
| |
《三国演义》是我国的我国四大名著之一，它由元末明初人罗贯中所写，是我国小说史上最著名最杰出的章回体历史小说。
在罗贯中成书前,“三国故事”已经广为流传，连儿童也极为熟悉。随着市民文艺的发展，宋代已有专门说三国故事的说书人，当时被称为“说三分”。罗贯中在群众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的基础上又依据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及裴松之注中所征引得资料，经过巨大的创作劳动，写成了这部规模宏伟的巨著。
《三国演义》从汉灵帝中平元年黄巾起义写起，到西晋泰康元年三国统一为止，描写了90余年的重大历史事件级历史人物的活动，展示了三国兴亡的历史画卷，形象的再现了这一风云变幻而又动荡不安的历史时代，生动的揭示了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、尔虞我诈、相互勾结又互相争夺的关系。在它描写的曹操，刘备，孙权三个政治集团中，曹、刘两个集团是主要对立面，而刘备集团则处于中心地位。曹操和刘备是一组对立的艺术形象，曹操的奸诈、凶残与刘备的宽厚、仁慈形成鲜明对比，正如刘备所言：“曹以急，吾以宽；曹以暴，吾以仁；曹以谲；吾以忠；每与操相反。”如果说曹操是大奸大恶的权臣典型，刘备是仁君的典型，那么诸葛亮是贤相的典型，智慧的化身。他的智慧在书中则被描写成神机妙算。所谓神机妙算，剥去其神秘的外衣，无非是诸葛亮在斗争中，能认识和把握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，从而取得预期的效果。草船借箭的成功，是因为掌握了长江冬季气候的变化；空城计的成功，则是利用了司马懿的多疑的心理特征。诸葛亮的形象比起曹操、刘备来更富有明间传说色彩。
《三国志》是以曹魏为“正统”，所以曹操的转称为《武帝记》，而刘备的转称为《先主转》孙权的转称为《吴主转》。这是因为《三国志》的作者陈寿是晋代人，晋是受魏禅让的，晋继位于魏，所以奉魏为正统。虽然如此，陈寿对三国人物的评价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，如评价曹操是“非常之人，超市之杰”评价刘备是“有高祖之风，英雄之器”，评价孙权是“有勾践之奇，英人之杰”。但《三国演义》把曹操写得如此奸恶也非面壁虚构，他的材料多来源于裴松之注引诸书及《世语新说》及其注。另外，也应看到《三国演义》变《三国志》以曹魏为正统，而改为以蜀汉为正统，除了刘备是汉中王靖王之后这一因素外还有复杂的历史原因。总而言之它与民间说艺人有关，也与宋元两代的名族关系和政治形势有关。“拥刘反曹”倾向是历史形成的，它经历了较长的历史过程。这种倾向在北宋后期已经初步形成。据苏轼的《东坡志林》说“王彭尝云：涂巷中小儿薄劣，其家所厌苦，辄与钱，令聚坐听说古话。至说‘三国事’，闻刘备败，颦蹙，有出泣者；闻曹操败，即喜唱快。”这说明在北宋时，拥刘反曹的倾向性，在说三国故事的讲史话本中已经很鲜明。到了元代，由于蒙古族入主中原，元朝的统治者对于汉人实行高压政策，人心思汉，这又为“三国故事”或“三国戏”的拥刘反曹倾向提供了现实的土壤。《三国演义》的拥刘反曹倾向非罗贯中的独创。这种倾向虽然带有封建正统思想，但在历史上是起过进步作用的，应当历史的看。
《三国演义》的主题倾向是歌颂“仁君”、“贤相”的对此又怎么看呢？“仁君”、“贤相”是儒家所赞扬和标榜的，它与“仁政”有密切的关系《三国演义》有不少艺术虚构，两者不仅基本结构的框架不同，描写手段也不同。历史小说不同于历史巨著，它不能呆板地推演史籍，必然有所增删，有所取舍。书中数百名人物，都在史书上可以找到，但也有个别人物是不见于史书的，如貂蝉，属于虚构的人物。助于小说的情节与人物的行事，虚构的成分就更多了。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《三国演义》是“七实三虚”，这个估算大体不错。
《三国演义》中有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，在它所描绘的人物画廊中，除以上言及的三个中心人物外，关羽、张飞、赵云、孙权、周瑜、鲁肃等，都是栩栩如生的。小说又长于战阵描写，像赤壁之战，从战前的准备和运筹策划，写到战争的过程及战后的余波，前后用了八回的文字，紧张的场面时见悠闲的插曲，有详有略，有虚有实，波澜起伏，摇曳生姿，在古典小说中是不常见的。
《三国演义》不仅过去产生过巨大的影响，广泛流传于海内外，而且在今天和以后，还会产生较大的影响，《三国演义》中既有民主性的精华，也不可避免的会有封建性的糟粕。如“玉泉山关公显圣”、“诸葛亮五丈原禳星”、于吉、左慈 “兴妖作法”、“定军山诸葛显圣”等都有封建迷信的描写，是应批判的糟粕。对于《三国演义》所宣扬的忠、孝、节、义，特别是义，在今天还会对少数青少年有一定的影响。我们提倡见义勇为，大义灭亲，却不赞成为小集体的利益而讲究“哥儿们”义气，这是众多的青少年们应当注意的。
至于对《三国演义》我们应当适当的借鉴其精华部分，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，理性地去接受。
|
|
|
|
发表于：2014-1-14 被阅：556次 |
|
申明：此文章源于作者不详，若有侵权，请与我们联系。
|
|
|
